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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中信息失準的發生機理——基于問題的復雜性與技術治理效用邊界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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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12-11  發布人:本站  源自:本站
    

[摘 要]?技術治理在應對復雜問題時,采用“化繁就簡”的思路。貧困問題是一個復雜問題,精準扶貧則是遵循工具理性的技術治理。在貧困治理過程中,技術治理試圖通過對復雜問題的一系列簡化,來實現扶貧的精準化。然而,由于貧困問題的復雜性超越了精準扶貧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這些簡化將在精準扶貧過程中產生一系列結構性的內在矛盾和沖突,從而產生信息失準。而結構性的信息失準,是無法通過技術改良來解決的。下一階段扶貧工作的精準化需要通過貧困治理的轉型來實現。

[關鍵詞]?信息失準;精準扶貧;技術治理;復雜性;效用邊界


一、研究緣起

貧困問題作為世界性難題,其解決的關鍵是貧困信息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始于2014年的中國精準扶貧戰略,以中國政府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為基礎,創造性地設計了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考核、精準退出等制度安排,通過解決中國扶貧過程中的信息失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扶貧過程的“精準化”。國內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將這些“精準化”的制度安排總結概括為“清單制脫貧”[1]“數目字管理”[2]等。應該說,在解決信息失準問題上,中國的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的確在理論上和經驗上為國際社會的貧困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然而,隨著精準扶貧戰略的逐步實施和深入推進,其困境也逐步凸顯,精準扶貧不精準的現象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扶貧“失準”的核心問題是信息失準。雖然學界較少專門討論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問題,但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仍然可以發現學界對該問題研究的基本輪廓?傮w而言,大多數文獻認為精準扶貧信息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存在較大的疑問。從技術的角度上看,由于收入測量的模糊性[3]、信息判斷力和洞察力等差異[4]的存在,現有的信息獲取技術在精準識別和幫扶過程中會產生對貧困者的排斥。[5]從行動者的角度看,精準扶貧戰略是中國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構成,而社會福利政策在本質上則是政治性的,[6]精英俘獲[7]、貧困群體話語權的缺失[8]以及執行者對政治風險的規避[9]等現實情境的存在,均表明由于行動者行為邏輯存在差異,眾多行動者各不相同的行動目標和激勵將導致數字生產難以精準。從政策過程的角度看,精準扶貧政策執行中存在的多重委托代理關系[10]以及地方政府運用信息優勢地位所采取的政策“轉譯”過程[11]都可能導致信息失準。此外,從文化的角度看,貧困者標簽所帶來的羞恥感和污名化可能會阻止部分真正貧困者申請扶貧對象,卻無法阻止部分非貧困者申請福利,[12]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也可能由此而產生。

通過文獻的簡要回顧可以發現,已有的文獻為理解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已有文獻的探討更多的是試圖從技術改進的角度提供問題解決的思路。然而,當扶貧政策進入到實施階段,精準扶貧便開始體現出一種技術治理的結構性特征。[13]在技術治理結構內部討論通過技術改進解決精準扶貧的信息失準問題,其局限十分明顯。貧困問題是一個復雜問題,而應對復雜問題的精準扶貧本質上則是遵循工具理性的技術治理,當技術治理超越了問題復雜性的邊界時,技術治理便難以有效回應貧困問題的復雜性。因此,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必然有著獨特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發生機理,從精準扶貧的治理結構和貧困問題的本質出發,在一個更具俯瞰性的理論視野對該問題加以呈現并進行解釋迫在眉睫。

二、分析視角:復雜性與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

在理論上解釋和實踐上解決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問題,需要將其置于問題本質和現有治理邏輯的語境下。一方面,由于貧困問題本身是一個典型的復雜問題,僅其概念的界定便有匱乏、不平等、文化、剝削以及結構等多種方式,需要從過程、互動和行動等多種視角進行解讀,因而具有復雜問題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精準扶貧的治理過程遵循事本性目標導向、權威主導、程式化的線性技術以及效率至上的經營性技術所共同構成的技術治理邏輯,[14]并以立軍令狀、指標化管理、填寫表格、搞經營跑項目為具體表達形式。[15]中國的精準扶貧實踐,正是以技術治理來解決復雜的貧困問題,而這便成為本文理解和解釋精準扶貧中信息失準問題的出發點。為此,本文以復雜性與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為視角,通過描繪當問題的復雜性超越了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時所產生的治理矛盾,來解釋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現象。

解釋并回應復雜性,這是復雜性理論的研究旨趣。復雜性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在90年代引起了包括公共行政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濃厚興趣。[16]作為一種對抗簡單性范式的新的理論范式,[17]復雜性理論引進了截然迥異于簡單性信念的進化動力觀念,如非線性、系統性、自組織、混沌性等,深刻地解釋了系統產生與演進的基本原理。在復雜性理論視野中,問題的復雜性至少表現出四個特征。一是問題的整體性。與以分析——重構方法把握整體的還原論思維[18]不同,復雜性理論認為,復雜性遵循亞里士多德“整體異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命題,因而是不可分割的,問題整體的性質、功能和規律只有從整體的層次上才能顯現出來。二是問題的非線性。復雜問題并非封閉于其所處環境的,而是在與問題環境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互動過程中,獲得非線性疊加的戲劇性效果。三是問題的動態性。與非線性的特征相聯系,當復雜問題與問題環境發生非線性疊加時,問題系統便開始呈現混沌效應,從而產生了動態演化的特征。復雜問題的動態性意味著問題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四是問題的自組織性。復雜問題的自組織是指問題自身通過自動的、自發性的行為來形成其結構或秩序,因而是一種自下而上、由內至外的組織方式。正是由于以上特征,復雜問題經常呈現出模糊性、不確定性、爭議性以及沒有簡單的技術解決方案與明確的解決途徑等問題表象,因而也常被稱為“棘手問題”[19]。

作為一種治理結構,技術治理遵循工具理性的治理邏輯。技術治理將國家看做一部精密的政治機器,將治理過程看做這部政治機器的運轉過程,并在運轉過程中遵循三項基本原則:一是政策標準的具體化,在權力運行的起點將各種機器運轉規則和參數,即精細的政策規則和可計量的政策標準,輸入到政治機器中;二是政策過程的程序化,在權力運行的過程中將行動者看做一個個非人格化的機器部件,這些部件將會按照輸入的規則和參數自動運轉;三是政策結果的技術控制,在這樣的機器中,因果之間的關系是線性的和確定的,只要我們知道對機器的各種輸入之因,輔以各項控制技術,我們便可以確定地得出輸出之果。[20]技術治理一方面有助于彰顯國家政策的清晰性,在傳達國家的意志和主張、提供社會行動的明確標準和形成恰當而穩定的社會預期等方面[21]有著誘惑性的價值和優勢;另一方面,則在促使權力運行法制化、國家權威合法化、政治生活規范化、政治秩序合理化等方面有其獨特的政治功能。正是由于技術治理有著這些功能和價值,在現代國家治理邏輯轉型和中國社會轉型的雙重驅動下,中國的國家治理也在改革開放以來,成功地實現了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改革和轉變。[22]

然而,工具理性在復雜的政策實踐中也容易陷入困境和誤區。[23]有學者更是直接斷言,“當面對復雜型公共事務時,傳統的理性主義范式是不適用的”[24]。因此,技術治理在解決簡單問題時是有效的,但在應對復雜問題時,由于問題的復雜性往往會超越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從而可能出現新的治理困境。第一,當技術治理將治理過程看做是政治機器的運轉時,是將各方行動者看做缺乏自主性的機器部件。當該假設成立時,技術治理將處于其效用邊界之內。但事實上,卷入復雜問題的各方行動者經!安]有像純粹的機器人行動”[25],而是可能根據各自的行動策略和行動選擇,自組織形成新的治理秩序。因此,這種理性化和工具性建構的事實,并不必然導致整個組織行動結果的理性。[26]第二,技術治理在向政治機器輸入各項規則和參數時,這些規則和參數并非沒有爭議。技術問題的確立和求解本身就意味著對話與沖突。[27]對于復雜問題而言,當問題與其環境在互動中產生非線性疊加和動態演變時,這種爭議則更大。第三,技術治理對復雜性的簡化,是以消除復雜性為代價將復雜問題還原為簡單問題來實現的,但這違背了復雜性的整體性原理,從而超越了其治理效用的邊界。復雜性理論強調,復雜性的治理需要在保留復雜性的前提下進行復雜性的簡化,[28]以復雜性應對復雜性才是復雜問題的治理之道。[29]

三、簡化復雜性:技術治理下精準扶貧的信息失準

貧困問題是一個復雜問題,而應對復雜問題的精準扶貧本質上則是遵循工具理性的技術治理。當精準扶貧超越了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時,便產生了貧困治理的結構性困境。而精準扶貧中的大部分信息失準,正是與這種結構性困境相伴而生的。本文所講的信息失準,是指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出現偏離信息源發出的真實信息的現象,[30]包括信息遺漏、信息虛構、信息扭曲、信息滯后、信息擁堵等。本部分將在復雜性與技術治理效用邊界視角下,仿照政策過程的階段性分析,將精準扶貧技術治理展開劃分為三個流程,即確立貧困標準、進入扶貧過程、扶貧效果考核,并分析在這三個流程中,當技術治理超越其效用邊界時,貧困信息是如何失準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分析的信息失準并沒有含括精準扶貧過程中所有信息失準類型,而是重點分析技術治理在應對復雜性時所產生的結構性信息失準及其內在機理。

(一)貧困標準的簡化:清晰化、標準化和靜態化的信息失準

精準扶貧技術治理邏輯的展開,首先便是制定貧困標準。貧困標準是由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自上而下制定的,如貧困標準線、“兩不愁、三保障”以及各項扶貧指標等。根據技術治理的邏輯思路,精準的貧困標準一方面可以為精準扶貧提供清晰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則可以為扶貧政策的執行者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執行規則,具有引導性和約束性的雙重功能。因此,技術治理邏輯展開的開始,便是將這些貧困標準輸入到精準扶貧系統,從而對貧困戶或貧困村進行精準化地識別或退出。貧困標準確立過程中,技術治理的作用是按照指標量化的線性思維對復雜貧困問題進行簡化,將復雜而不確定的貧困問題,簡化為清晰化、普遍化、可操作的簡單問題,從而實現貧困問題界定從不確定性向確定性的悄然轉化。然而,這種簡化是以規避和消除復雜貧困問題的模糊性、情境性和動態性為前提,其本質是對貧困問題的復雜性的規避和消除,因而不但無法有效實現復雜貧困問題的簡化,反而在扶貧實踐中催生了不少矛盾和沖突。正是以上矛盾和沖突的存在,技術治理引發了貧困治理中的信息失準。具體來說,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貧困標準的清晰化與貧困問題內在模糊性的矛盾。貧困標準的清晰化試圖為精準扶貧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引,而現實中的貧困現象卻是模糊和不可觀察的。例如,貧困戶的識別標準是以農戶的經濟收入為依據,這實際上是“一套城市和工業社會的貨幣計價與理性計算系統”。[31]但由于農村經濟收入本身是模糊的,理性的技術測量難以實現測量結果的精準,所以在扶貧實踐中往往只能通過估算的方法來測量。尤其在總體性貧困地區,這種模糊性更為突出。因此,類似經濟收入的這種模糊性其實很難簡化為清晰的貧困標準,在模糊的貧困事實中識別貧困戶時,一些關鍵性的信息往往會出現遺漏甚至虛構現象。

二是貧困標準的普遍化與貧困問題情境化的矛盾。精準扶貧的貧困標準是由各省在當年國家標準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實際進行調整確立的,因而至少在同一個省份,貧困標準是具有普遍性的。貧困標準的普遍化為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提供了可操作性。然而,復雜貧困問題往往跟差異性、多樣性相關聯,不同家庭、村莊往往有著不同的貧困特殊情境,從而存在著大量的體現差異性和多樣性的特殊情境信息。由于這些特殊情境信息很難簡化為清晰明確的普遍化指標,[32]所以在貧困標準的普遍化過程中,情境信息往往會被遺漏從而導致信息失準。例如,由于貧困者自身是好吃懶做、游手好閑導致的個體性貧困和結構化貧困二者之間的情境化信息差異便無法在普遍化的貧困標準中得到區分。

三是貧困標準的靜態化與貧困問題的動態性的矛盾。雖然貧困標準每年都會進行動態調整,但在總體上而言仍然是一種人為的靜態化。然而,復雜貧困問題卻是動態變化的,這些動態的信息往往無法在復雜性簡化過程中傳輸到貧困標準的確立當中。例如,由于自然條件或病蟲害的影響而導致當年農作物收入銳減,或因大病治療而產生巨額支出,這些都會使得相關農戶陷入臨時性的深度貧困。而此類信息往往很難傳遞并體現到精準識別過程中,從而可能產生信息失準。

(二)扶貧過程的簡化:非人格化與去政治化中的信息失準

貧困標準確立后,精準扶貧便開始進入扶貧過程。在這一階段,精準扶貧技術治理邏輯的展開,是根據科層制原則重建扶貧治理體系,試圖充分運用國家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和壓力型體制,通過“前期規劃、中期匯報、后期考核”的技術動員、立軍令狀、指標化管理、表格化管理等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將貧困治理的壓力逐層傳導,在技術上實現治理目標明確、治理過程清晰和維護政府權威等目的,從而實現國家精準扶貧戰略的政治目的。其中,技術治理的預定假設是,只有通過程序技術的控制,才能實現治理過程的控制。例如,在扶貧項目進村時,通常都需要經歷立項、申請、審核、分配、批復、實施、監管、驗收、評估、審計及獎罰等一套精細化的技術程序。[33]應該承認,精準扶貧過程的技術治理,在其效用邊界的范圍內,對現階段中國貧困問題的治理產生了重要貢獻,對于重構貧困治理過程、改善貧困治理績效有著積極的意義。然而,精準扶貧進入扶貧程序后,其技術治理在提高效率和改善績效的同時,也因其對復雜貧困問題的不恰當簡化,使得問題的復雜性超越了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

精準扶貧在對復雜貧困問題治理的過程中采用了兩種簡化復雜性的方式。一是對復雜行動者的簡化。技術治理試圖通過治理結構的設計,實現對貧困治理鏈條的有效控制,其隱含的內在假設是在壓力的有效傳導下,可以有效地實現對治理鏈條中各方行動者的非人格化建構,把貧困治理機器運轉過程中的各方行動者,簡化為缺乏自主性和溝通適應能力的非人物件。二是對復雜治理過程的簡化。復雜問題的治理必然衍生出復雜的治理過程,但技術治理卻把貧困治理過程看做一條與外界封閉的工藝生產的流水線,完成非人格化建構的行動者會在這條流水線中按照國家的意志理性地選擇行動,既不會在治理內部產生爭議,也不會受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從而成功地將治理過程游離于外。精準扶貧在貧困治理中的這種非人格化和去政治化的建構產生了信息的失準,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非人格化的行動者簡化與具有自主性和溝通適應性的行動者之間的矛盾將導致信息失準。一方面,人并非沒有自主性,而是經常表現出具有思考能力并根據自身處境隨時作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動選擇。例如,從貧困戶名單信息來看,成為貧困戶將擁有外部輸入的大量資源,但同時貧困戶名單的公示也意味著“污名化”的風險,面對這種利益和風險共存的局面,不同的思考便會產生不同的選擇,從而就會產生不符合條件者爭當貧困戶的道德風險和信息失準,也會產生真正貧困者不愿成為貧困戶的信息遺漏。另一方面,人也并非原子化的,而是在人際互動中具有溝通適應能力的人。還是從貧困戶名單信息看:村干部既可能會為了避免其他村民有意見甚至上訪的政治風險而刷掉模糊的貧困戶;[34]也可能會為了完成脫貧指標,在貧困戶建檔立卡之初便有意識地擴大貧困戶的基數,因為這些非貧困戶很容易變成脫貧戶。其差異的微妙之處恰恰在于,村干部對自身所處復雜環境再三權衡之后的適應性選擇。

第二,去政治化的治理過程簡化與復雜的貧困治理環境之間的矛盾也會導致信息失準。一方面,從貧困治理的內部環境看,精準扶貧實踐中既存在著大量基層政府在政治壓力下的應對策略,[35]也存在著眾多府際間的縱向博弈、部門間的橫向博弈、政府與民眾間混合博弈乃至從博弈走向共謀[36]等復雜現象,這些現象表明貧困治理過程中有著一定的自組織特征。另一方面,治理過程也不可能真正游離于社會與民眾,而是深嵌于鄉村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鄉土倫理、社區傳統、鄉村文化以及家庭、家族、親友、情緣、地緣等各種社會關系,都會使得扶貧干部出現諸如“幫窮”還是“幫能”“幫親”“幫弱”“幫需”等各種徘徊和猶豫。因此,去政治化的治理過程簡化,忽視了不同行動主體之間政治互動的復雜性事實。而恰恰是這些復雜性事實,使得精準扶貧對貧困的治理無法完全實現去政治化的過程建構,超越了其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不同行動主體也將在各類政治互動和博弈的過程中,對各類貧困信息根據其需要重新加工、簡化、添加或組合,從而導致精準扶貧的信息失準。

(三)扶貧效果的簡化:指標化和數字化下的信息失準

精準考核是“六個精準”的精準扶貧體系的重要構成,是對貧困治理機器生產的產品進行檢查的過程。雖然在政策過程階段化意義上,對扶貧結果的考核是精準扶貧技術治理邏輯展開的最后一個階段,但實際上考核發生于精準扶貧的全過程。在考核過程中,精準扶貧技術治理邏輯的展開,是通過各種抽查、督查、核查、交叉評估、第三方評估以及巡查、巡視、審計等形式多樣的考核方式的技術設計,以數字化的考核指標為手段,對扶貧行動與扶貧效果進行指標化、數字化考核,并對考核結果不理想的進行問責。同時,在技術考核過程中,所有的數字成效均被要求以簽單、蓋章、照片、發票、協議等各項材料加以佐證?梢,精準考核的意圖是通過解決扶貧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實現中央和省級政府對精準扶貧中貧困識別、幫扶和管理成效的精準化控制。

精準扶貧的技術考核對復雜的扶貧效果采用了指標化和數字化兩種簡化的方式。一是指標化,即把扶貧效果通過技術手段,分解為中央和省級政府所重點關注的一系列指標,而對于其他因素則不予以考核。例如,N省的技術考核中便將復雜的扶貧效果分解為26個技術指標。[37]這是一種典型的還原主義思路,即把復雜的扶貧成效分解為26個指標,從而使得扶貧效果簡單、可見、可控。其隱含的假設是可逆性,即扶貧成效可分解為26個技術指標,反過來,實現了這26個技術指標就完成了扶貧任務。二是數字化,即將技術考核的指標數字化。如N省的26個指標全部是用數字化進行表達。在技術治理的設計中,精準扶貧的技術考核是試圖通過指標化和技術化的簡化,拒絕扶貧效果評價的模糊性,從而消除扶貧工作中的不確定性。

然而,由于指標化和數字化的扶貧效果簡化導致了扶貧信息在“量”上和“質”上兩個方面的失準,這種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一方面,在還原主義的技術治理邏輯中,數字化的指標是可以還原為扶貧整體效果的。但是,作為一個復雜系統,扶貧工作的效果是無法被還原的,因而是不可逆的,因為“那樣會不可挽回地失掉產生系統的主要信息”[38],從而喪失扶貧效果的整體性。例如,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文化狀況以及扶貧工作中的組織和制度環境,都是扶貧效果不可或缺的影響因素或組成部分,但在現有的數字化指標體系中,卻又是無法體現的?梢,精準扶貧的技術考核是難以完全將技術指標信息還原為扶貧整體效果的。這是技術考核下扶貧效果信息在“量”上的整體性鏡像失真。

另一方面,指標化和數字化的技術考核也會導致扶貧質量信息的缺失。精準扶貧的技術考核,收集的是當下扶貧效果的數字信息,因而是現時性,但卻由于缺少歷時性信息的收集,而導致無法對扶貧質量進行考核。例如,技術考核關心的是有多少貧困戶脫貧了,但卻不會關心這些貧困戶中有多少由于扶貧產生了福利依賴,更不會關心扶貧的“輸血”終止后,這些貧困戶是否會因為之前過度的福利依賴而重新陷入貧困。再如,技術考核收集的是貧困戶養殖了多少牲畜,種植了多少經濟作物等信息,但卻無法收集未來自然災害、市場波動等相關信息。而類似這些信息,恰恰是評估扶貧質量的關鍵信息,其缺失必然將影響貧困治理的可持續性。

問題不僅如此。技術治理的邏輯設計是,通過指標化、數字化的技術考核,讓技術工具服務于扶貧目標。但由于技術考核將扶貧效果簡化為一系列數字化指標,再與政治責任追究相互作用,就會對整個扶貧工作產生逆向的結果導向。此時,精準扶貧的治理實踐就可能會出現以考核指導扶貧、扶貧為考核服務的治理悖論——精準扶貧的技術化建構反而解構了精準扶貧的治理目標。在這一悖論中,基層完成了精準扶貧的目標置換,即以考核替代扶貧、以技術替代治理。其后果是,扶貧干部將不再關注扶貧本身,諸如“因何貧困”“如何幫扶”“是否真脫貧”等扶貧工作的核心信息的收集將讓位于即將考核的技術指標。這是技術化考核對扶貧效果的簡化所產生的信息失準。

四、結論

對于精準扶貧而言,扶貧是目的,而精準是工具。扶貧要有效,須以精準為基礎。然而,隨著精準扶貧實踐的推進和研究的深入,精準扶貧的“失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一個廣泛的共識是,準確而全面的信息是實現扶貧精準化的關鍵。但是,本文的討論發現,精準扶貧中的信息失準主要是由于技術治理對復雜貧困問題的過分簡化所導致的。由于這種過分簡化所忽視的那些復雜性事實,超越了精準扶貧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從而將產生治理過程中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和沖突(見表1)。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精準扶貧的這類信息失準是一種結構性的失準,因而是無法通過技術改良來解決的。在這個意義上看,任何試圖在技術治理的范疇內,通過對貧困標準、過程控制或考核指標等方面的技術改良,來解決扶貧失準問題的討論和努力,都將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要實現貧困治理信息的真正回歸,就需要跳出技術治理的邏輯視野,來討論扶貧的精準化問題,并進一步思考中國下一階段貧困治理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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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本文絕非否定中國精準扶貧戰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實上,近六年來,當中國處于貧困人口眾多、貧困程度嚴重和扶貧任務壓力大、擔子重的現階段,精準扶貧采用一系列現代化治理技術,將復雜貧困問題的治理簡化為一個相對簡單的治理結構,從而為中國貧困問題的治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案。然而,當中國的絕對貧困現象到2020年基本消除后,中國的貧困治理即將進入后扶貧時代。尤其是,當信息失準所導致的扶貧失準問題超越了技術治理的效用邊界,精準扶貧戰略的邊際效益遞減問題和扶貧“內卷化”困境[39]即將凸顯時,中國貧困治理的轉型正當其時。事實上,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便“總是在解決老問題又形成新問題、轉變舊機制又構成新矛盾的曲折運動中展開的”[40],因此,改革和轉型總是在路上。貧困治理的改革和轉型又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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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陳成文,吳軍民.從“內卷化”困境看精準扶貧資源配置的政策調整[J].甘肅社會科學,2017(2).



基金項目:海南省自然科學基金“海南省精準扶貧政策有效執行的影響因素與作用機理研究”(718QN22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地方政府績效信息失真:評估、診斷與應對”(編號:71704041)

作者:李宜釗,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海南省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艷晴(通訊作者),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海南省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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