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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提升研究——基于4省38市數據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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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12-12  發布人:本站  源自:本站
    

[摘 要]?2020年全面實現精準扶貧目標后,農村精準扶貧政策將向高質量提升綜合績效方向發展。高質量的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是政府和扶貧對象互動的結果。本文建構雙層綜合績效分析框架來分析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首先采用三階段DEA模型對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進行測算;然后采用CSI-Logistic模型來分析受益主體的主觀評價;最后進行雙層綜合分析。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多數地方的精準扶貧具有強投入性特征,而相對產出較低,故客觀績效不高;農村精準扶貧的主觀績效較好;雙低型績效地區占比小,但仍有一定規模;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地區差異大,影響因素多;農村精準扶貧績效評價必須注重宏觀效率與微觀效率、客觀績效與主觀績效的協調性分析;诖,在繼續加大投入力度的前提下,完善貧困識別與瞄準機制,建立貧困戶和脫貧戶生計動態監測體系,確保實現“真脫貧、脫真貧”;調整農村精準扶貧戰略,建構后精準扶貧階段貧困治理新體系;將農村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進行有效銜接,實施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貧困治理新舉措。

[關鍵詞]?后精準扶貧階段;三階段DEA模型;CSI-Logistic模型;雙層綜合績效


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理念,為脫貧攻堅提供了一把“金鑰匙”。2015年11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面實現脫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農村精準扶貧取得了巨大成就,貧困發生率由2013年末的8.5%下降到2018年末的1.7%,并且全國已有23個。ㄊ、區)貧困發生率低于3%。根據《世界銀行2016報告》,貧困發生率低于3%即為實現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由此可判斷,我國貧困治理工作已整體進入了后精準扶貧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后精準扶貧階段面臨著諸多新情況、新趨勢,主要包括:一是剩余貧困人口情況復雜性更加突出,既有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硬骨頭”,又有“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的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還包括少數“等靠要”思想極為嚴重的貧困戶。二是脫貧戶返貧風險大,如何解決脫貧的脆弱性問題,建構可持續的貧困治理體系,確保脫貧人口的可持續生計和鞏固精準扶貧成效,亟需深入研究。三是貧困治理面臨新趨勢,主要是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并存、顯性貧困與隱性貧困交織、經濟貧困治理與多維貧困治理轉型等。

隨著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目標臨近,迫切需要總結精準扶貧好經驗,鞏固精準扶貧成果,研究新情況、新趨勢,在后精準扶貧階段積極創新精準扶貧新方法,開拓鄉村振興新局面。[1]本文立足于準確把握當前農村精準扶貧運行機制的現狀及績效影響因素,科學分析存在的現實問題,緊扣后精準扶貧階段新問題、新趨勢研究目標,在2020年全面實現精準扶貧目標的關鍵時間節點,加強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評價,提出后精準扶貧階段扶貧協同推進農村持續減貧和鄉村全面振興的政策建議。

一、文獻回顧

早在1755年盧梭就論及貧困問題。1798年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提出貧困理論。1990年世界銀行首次提出絕對貧困線的國際標準。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提出:貧困的真正含義是貧困人口創造收入能力和機會的貧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內外對貧困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化,朗特里提出了“初級貧困”概念,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出了“絕對貧困”之說。關于貧困產生的原因,有湯森“資源不足”說、雷諾茲“收入不足”說、世界銀行“能力不足”說等。[2]學者們提出貧困發生率、貧困線指數、SEN貧困指數、人類貧困指數等各種貧困測度指標,從要素層面(羅斯托、繆爾達爾等)、制度層面(馬克思)、經濟增長與結構轉換(赫希曼、弗農、劉易斯、錢納里)以及社會學(莫伊尼漢、迪爾凱姆等)、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等視角提出了反貧困對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扶貧理論與扶貧攻堅實踐得到不斷發展。尤其是1978年農村改革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扶貧攻堅,由于政府有針對性的扶貧政策和經濟快速增長,“八七”扶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大規模減少。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新理念之后,中國反貧困實踐邁向一個嶄新階段。與此相呼應,中國學者對貧困識別與形成機理、反貧困策略等扶貧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在精準扶貧政策體系、精準扶貧方式和機制、精準扶貧實踐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理論創新突破。[3]在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目標日益臨近之際,學者們更加關注中國后精準扶貧階段的扶貧路徑創新研究。一些研究指出,2020年后精準扶貧階段,中國精準扶貧由于出現新情況或將面臨新趨勢,如未建檔低收入群體的相對貧困問題將更加突出、脫貧人口對美好生活產生新向往等。因此,反貧困工作的主要任務將由消除絕對貧困轉向消除相對貧困。[4]還有學者提出,在后精準扶貧階段的主要扶貧措施包括幫助貧困群體、貧困個體創造機會,提升可持續能力,完善發展型社會救助體系,走城鄉一體化反貧困道路等。[5][6]有學者更加明確地提出,后精準扶貧階段應著重研究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的無隙對接路徑。[7]

影響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因素比較復雜。學者們綜合考慮影響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因素主要包括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自然地理條件、城鄉二元體制、公共基礎設施、政府行為、行政環境、基層治理結構、制度機制、執行者素質、扶貧項目管理水平等。[8][9]從研究視角而言,農村精準扶貧績效評估,一是根據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關系構建績效評價理論分析框架,研究扶貧績效。蔡昉等、黃季焜等較早地開展了我國扶貧資金使用績效的研究。[10][11]Piazza等對中國的貧困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中國扶貧績效提升的關鍵不在于資金投入的增加,而在于提高扶貧資金使用的效率。[12]學者們主要采用DEA-Tobit模型、SBM-DEA模型等對扶貧政策效果,扶貧資金效率、扶貧項目效率、精準扶貧效率等進行研究。[13]-[15]二是以農戶(貧困戶)對精準扶貧的滿意度作為評價精準扶貧效果的標準,構建績效評價理論分析框架。研究普遍采用農戶(貧困戶)滿意度為測評指標,按照CSI方法設計問卷考察農民(貧困戶)對精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16]-[18]也有一些學者嘗試采用分類評估指標、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主成分分析法、結構方程模型等各種方法評價農村精準扶貧績效。[19][20]

近年來,農村精準扶貧績效提升與后精準扶貧階段的路徑創新研究日益升溫。提升農村后精準扶貧階段扶貧績效的途徑主要包括通過整體性治理,打造全景式系統思維的精準扶貧以推動精準扶貧的可持續發展,[21]鼓勵多主體參與扶貧,強化不同主體的協作,提升資源和要素的整合與利用效率;[22][23]完善包括精準識別機制、扶貧資源籌集機制、扶貧資源傳送機制、扶貧行動精準實施機制、精準扶貧考核機制、探索和建立貧困戶的受益機制等在內的精準扶貧長效機制。[24]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研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很多成果,為進一步深入探討農村精準扶貧績效評價理論及其方法和推進農村精準扶貧路徑創新拓寬了視野。同時有必要指出,現有研究多注重單一層面績效評價,綜合考慮政府與貧困戶雙層績效的研究較為鮮見。[25]另一方面,關注既往精準扶貧效果的文獻較多,但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在2020年關鍵時間節點精準扶貧新問題、新趨勢等現實任務的研究,以及利用綜合績效評價結果探討后精準扶貧新路徑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26]-[28]本文擬通過三階段DEA模型分析政府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同時通過CSI–Logistic模型測算農村精準扶貧滿意度,并將兩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得出影響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因素、環境條件和相關機制,為后精準扶貧階段創新農村扶貧路徑,提供政策咨詢支持。

二、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提升的邏輯分析

(一)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分析框架

在系統收集、整理和分析國內外有關農村精準扶貧績效評價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界定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精準扶貧績效評價內涵及其目標價值體系,從政府(供給)與貧困戶(需求)兩個層面綜合考慮,提出適合我國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雙層綜合分析”理論框架。

農村精準扶貧政策綜合績效是政府和扶貧對象互動的結果。一方面,評價農村精準扶貧績效高低要看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精準扶貧不同于過去的扶貧方式,其績效不能通過“撒胡椒面”、“大水漫灌”的方式取得,須把有限資源用于真正需要公共資源支持的貧困對象上。對政府而言,精準扶貧政策績效評價遵循的是效率邏輯,要求效果精準,達到“少花錢、多辦事、辦好事”;另一方面,評價農村精準扶貧績效必須考察扶貧對象(貧困戶)對其效用的感知。農村精準扶貧績效高不高、貧困群眾有沒有脫貧,不能自說自話,要讓當地群眾自己來評價,衡量農村精準扶貧政策績效需要看扶貧對象(貧困戶)“滿意不滿意”。要準確評價農村精準扶貧政策績效必須對這兩方面進行綜合分析。本文根據績效評價相關原理,構建農村精準扶貧績效“雙層綜合分析模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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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評價模型建構

1.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分析模型

從數據可獲得性考慮,將重點選擇各種農村精準扶貧的投入與產出數據,計算并分析農村精準扶貧效率。本文將采用三階段DEA模型進行效率測算。

第一階段:傳統DEA模型,本階段將跨期的面板數據整理成截面數據,同一決策單元在不同的年份視為不同的決策單元,得出各決策單元的投入松弛值。本項目擬構建投入導向下基于規模報酬可變的BCC模型。

第二階段:構建面板SFA(隨機前沿分析)模型,把第一階段計算出的松弛值分解為含有環境因素、隨機因素和管理無效率三個自變量的函數,從中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擾動的影響,構建SFA回歸方程表達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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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分析,這一階段的效率值結果即為排除環境因素和隨機誤差之后的效率值,更能反映決策單元的真實效率水平。

2.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的滿意度分析模型

尊重貧困戶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地位,以其滿意不滿意作為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評價標準。本項目借鑒Fornell“顧客滿意度”測評方法,運用CSI-Logistic模型來評價農村精準扶貧效果。重點分析貧困戶的各種個體特征變量對農戶滿意度的內生影響,并估計經濟效應、地理效應、心理效應等外生變量對貧困戶滿意度的干預作用,對貧困戶滿意度評價結果所產生的影響。

3.農村精準扶貧的雙層綜合績效評價分析模型

政府和貧困戶兩個層面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評價結果不可直接進行比較。這需要我們對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和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滿意度評價兩個績效形成系統,進行系統協調性分析。較為成熟的方法是將兩組效率結果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然后進行Z分數值排序,以判斷農村精準扶貧在政府與貧困戶兩個主體間的效率評價差異。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兩個層面的多系統協調度進行更詳盡的綜合績效計算分析并排序。

三、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綜合評價實證分析

(一)變量及其定義

1.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分析模型的變量及其定義

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分析模型為宏觀層面的客觀績效評估,采用三階段DEA模型進行效率測算,其主要分析指標包括項目投入與產出以及環境因素等。2014年以來,各地政府為整合扶貧資金以提升扶貧績效,相繼成立縣(區)政府統一的扶貧資金集中管理機構,將各種扶貧資金整合使用,并采取項目制方式下達各扶貧鄉鎮。本文在調查中考察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分析的變量,均來自于各縣(區)農村扶貧綜合辦公室年度統計指標。本文選取的投入指標主要為農田基礎建設情況、產業化經營項目資金投入情況;產出指標主要為項目區脫貧人數、項目區帶動貧困戶增收情況以及帶動農戶增收情況;環境變量主要為項目區人均純收入水平、中低產田面積。具體變量及其定義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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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的滿意度分析模型的變量及其定義

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的滿意度分析模型為微觀層面的主觀績效評估,采用CSI-Logistic模型來測算受益主體對農村精準扶貧的看法。因變量將根據五分法把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的滿意度分為五個等級,自變量則按個人特征、經濟效益和心理效益來進行選擇,具體變量及其定義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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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村精準扶貧的雙層綜合績效評價的變量及其定義

雙層綜合績效評價的變量由上面兩個模型分析得到的結果構成,對上述兩個模型的分析結果進行Z分數標準化處理,同時采用高中低三段式劃分,對主客觀績效進行雙層綜合績效評價。

(二)數據來源及其說明

本文分析數據均來自于2016年國家扶貧辦委托項目“農業綜合開發助力扶貧攻堅策略研究”課題組對湖南、湖北、廣西、江西4。ㄗ灾螀^)扶貧效果的調查。這4。ㄗ灾螀^)共有52個市(州),由于部分市(州)存在數據缺失情況,因此,本文僅采用了38個市(州)的數據。此次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的滿意度微觀層面的主觀評價數據,同樣由項目組入戶搜集所得。在每個市(州)隨機抽取30個樣本,共計獲得1140個樣本,剔除一些有邏輯錯誤的調查問卷,實際獲得有效樣本1038份問卷。

(三)結果分析

1.三階段DEA模型客觀績效結果

(1)第一階段DEA初始效率分析

利用傳統的DEA模型,運用DEAP2.1軟件對2016年38市(州)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進行分析,初始效率值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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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顯示,2016年38市(州)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平均值為0.27,純技術效率為0.332,規模效率為0.797。技術效率與純技術效率遠低于1,說明距離效率前沿面存在較大的差距,而且這種效率的缺失主要是由純技術效率引起。

(2)第二階段SFA回歸

在第二階段分析時,主要用環境變量項目區人均純收入水平、原有中低產田面積作為自變量,把第一階段的DEA投入指標農田基礎建設情況的松弛變量、產業化經營項目資金投入情況的松弛變量作為因變量,建立SFA回歸模型,運用Frontier4.1軟件進行分析,估計結果如下表4所示。

表4顯示,項目區人均純收入水平對農田基礎建設情況的松弛變量、產業化經營項目資金投入情況的松弛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項目區人均純收入水平增加時,會導致農田基礎建設情況的松弛變量、產業化經營項目資金投入情況的松弛變量的減少,對效率的提高起到有利影響。同理,項目區原有中低產田面積對農田基礎建設情況的松弛變量、產業化經營項目資金投入情況的松弛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項目區人均純收入水平增加,會導致農田基礎建設情況的松弛變量、產業化經營項目資金投入情況的松弛變量的減少,對效率的提高產生不利影響。投入與環境變量之間的系數Υ在0到1之間,說明管理因素與隨機因素均對組合誤差產生影響,因此有必要對投入指標進行調整,使各個地區處于相同環境水平。

(3)第三階段的調整DEA分析

將調整后的投入變量取代最初的投入變量進行DEA分析,得到調整后的效率值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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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顯示,調整后的2016年38市(州)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效率平均值為0.337,純技術效率為0.433,規模效率為0.776。相比于調整前,調整后的投入產出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均有明顯提高,說明初始的DEA效率測算因為地區環境差異影響,評判有失公允。調整后湖南農村精準扶貧效率平均值為0.453,純技術效率為0.585,規模效率為0.818;湖北農村精準扶貧效率平均值為0.227,純技術效率為0.275,規模效率為0.771;廣西農村精準扶貧效率平均值為0.365,純技術效率為0.435,規模效率為0.835;江西農村精準扶貧效率平均值為0.278,純技術效率為0.416,規模效率為0.699。

2. CSI-Logistic模型主觀績效結果

按逐步有序logistic分析,篩選得到的主要影響因素(α取0.05)見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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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逐步回歸可發現,性別(X1)、年齡(X2)、承包土地面積(X4)、是否提供危房改造(X8)、是否有穩定收入來源(X11)這5個變量對貧困戶的滿意度影響不顯著。而受教育程度(x3)、是否有醫保和養老保險(x5)、每年貧困資金支持額(x6)、是否提供就業支持(x7)、與本村平均收入水平差距(x9)、政策宣傳力度(x10)對貧困戶的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具體而言,是否有醫保和養老保險(x5)影響程度最大,有醫保和養老保險的貧困戶滿意度較無醫保和養老保險的貧困戶滿意度明顯要高,其優勢比為exp(2.73)=15.33,即提供醫保和養老保險可提高貧困戶滿意度15.33倍。其次提供就業支持(x7)對提高滿意度的優勢是未提供就業支持的8.84倍(exp(2.181)),說明貧困戶主觀上也十分看重就業支持保障;在心理效益方面,與本村平均收入水平差距(x9)、政策宣傳力度(x10)均對貧困戶的滿意度影響顯著,前者隱含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意味著扶貧工作要受到貧困戶歡迎,需要保持和諧共同發展,后者則提示著精準扶貧還是要加大宣傳力度,讓貧困戶了解幫扶政策及過程。

3.雙層綜合績效評價Z分數結果

上文通過三階段DEA模型測度了客觀績效結果,CSI-Logistic模型測度了主觀績效結果,由于主觀評價和客觀評價不可直接比較,可采用Z分數無量綱化處理,把政府農村精準扶貧投入產出客觀效率和貧困戶對農村精準扶貧主觀評價兩個績效形成系統,依次進行系統協調性分析。同時,按照主客觀績效高中低的劃分標準,把上述38市(州)對應到主客觀高中低績效九宮格內,得到圖2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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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顯示,HN1和HN12為高客觀績效和高主觀績效地區,說明這兩地區在客觀扶貧成效和貧困戶主觀評價方面都不錯;與此相對應的是“雙低”區域,該區域包括HB6、GX6、HB9、HN8、GX7、JX2、GX3、HN6、JX4、JX7、HB7等11個地區,說明相對其他地區,這些地區的扶貧績效有待進一步提高;GX1、JX3、GX4等3個地區為高客觀-低主觀績效的地區,說明這3地雖有不錯的扶貧績效,但相對而言貧困戶的獲得感和滿意度低于正常水平;同理,JX5、HN3、GX2、JX1、HB5、HB1等6個地區落在低客觀-高主觀績效區域,說明雖然扶貧資金與項目發揮的實際效果相對不佳,但獲得了更多貧困戶的主觀肯定。

四、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提升的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1)多數地方的精準扶貧具有強投入性特征,而相對產出較低,故客觀績效不高。說明在農村精準扶貧過程中仍存在貧困識別精度不高,資源投入偏向或浪費現象。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隨著精準扶貧逐步深入,精準扶貧邊際效果遞減的趨勢。(2)農村精準扶貧的主觀績效較好。相當部分地方具有較高的主觀績效,貧困戶的滿足感和獲得感提高顯著,這說明近年來政府精準扶貧的努力得到了很高的認同。(3)雙低型績效地區占比小,但仍有一定規模。這些地方主要是一些資源稟賦差、貧困治理形勢復雜的深度貧困地區,這表明在后精準扶貧階段“硬骨頭”不少,扶貧壓力依然很大。(4)農村精準扶貧績效的地區差異大,影響農村精準扶貧綜合績效的因素很多,農田基礎設施、產業化經營項目、地區發展環境、社會保障制度、政府行政方式等都影響著農村精準扶貧績效。(5)農村精準扶貧績效評價必須注重宏觀效率與微觀效率、客觀績效與主觀績效的協調性分析。單純使用某一層面的評價方法可能都會使農村精準扶貧績效失真。

(二)政策啟示

針對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貧困治理面臨的新問題、新形勢,有必要重新調整農村貧困治理策略,尤其是要將農村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進行有效銜接,創新農村貧困治理機制,建構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貧困治理體系。

1.在繼續加大精準扶貧投入力度的前提下,完善貧困識別與瞄準機制,建立貧困戶和脫貧戶生計動態監測體系,確保實現“真脫貧、脫真貧”。既要重點關注絕對貧困戶的脫貧問題,又要防范脫貧戶返貧風險和未建檔立卡隱形貧困戶的脫貧致富問題,對不同人群進行有效識別,分類精準施策。要調整扶貧資源投入方式,實現扶貧資源投入效用最大化。同時,規范群眾咨詢制度,開展需求調查研究,回應扶貧對象的真實需求,精準對接其公共產品與服務需求,探索建立起需求導向的精準扶貧模式,提升扶貧對象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2.調整農村精準扶貧戰略,建構后精準扶貧階段貧困治理新體系。結合農村精準扶貧面臨的新問題和發展的新趨勢,要及時調整農村精準扶貧戰略。一是從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精準扶貧轉向重點突破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人群的貧困問題。在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精準扶貧的注意力將聚焦在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人群上,要集中精力“打硬仗”“啃硬骨頭”。二是從注重減貧脫貧轉向防范返貧和促進致富。在后精準扶貧階段,貧困治理工作的重點在于鞏固精準扶貧成效,化解致貧和返貧風險及引導致富方面。三是從側重扶貧開發轉向貧困綜合治理。主要是從多維度斬斷農村貧困之根,包括加強貧困地區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貧困地區文化教育水平、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

3.將農村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進行有效銜接,實施后精準扶貧階段農村貧困治理新舉措。(1)探索農村產業發展新路徑。產業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也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最有效的途徑和實現持續減貧最有可靠的保障。新形勢下要因地制宜做好農村產業發展規劃,做好地方農村產業布局,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選擇、發展、壯大當地的優勢產業。(2)營造農村生態宜居新環境。在鞏固精準脫貧成果的基礎上,以鄉村振興為導向,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為前提,以鄉村生態環境保護為著眼點,因地制宜發展綠色富民產業,將生態環境保護與富民經濟發展有機銜接,將鄉村的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3)培育農村鄉風文明新理念。良好的鄉風文明能為農村持續減貧和鄉村振興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加大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要幫助農民提高思想道德水準和科學文化等綜合素養,在農村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學的社會良好風氣。(4)建立現代鄉村治理新體系。無論是貧困治理,還是鄉村振興均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的深度參與。包括: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鄉村振興和精準扶貧中的動員者、管理者和協調者的角色和作用;激發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熱情;健全城鄉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為貧困人口提升抗風險能力和鄉村社會發展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保障。(5)提升農民脫貧致富新動能。在后精準扶貧階段,要多途徑提升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包括喚醒“自愿貧困”人口的脫貧意愿,破除“等、靠、要”被動脫貧現象,確立貧困人口脫貧的主體責任,增加其脫貧利益壓力,提升其脫貧積極性和主動性;創造和保障貧困人口就業機會、受教育機會和發展生產的機會,提升其把握機會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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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基層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關系研究”(編號:17BZZ050);國家扶貧辦委托項目“農業綜合開發助力扶貧攻堅策略研究”(編號:XCNZ201712)

作者:陳弘,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教授、博導;周賢君,湖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村公共管理研究院講師;胡揚名,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副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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